美國聯準會（Fed）加息與強勢美元並非是同步的，為此對於全球各個經濟體的「衝擊波」也是不一致的。美國的基礎利率從2000年開始到2004年有一次「下滑週期」，而美元下跌週期是滯後一年。雖然有跌跌漲漲的震蕩，美元下跌趨勢從2001年左右開始，一直延續到2014年，而2008年美國基礎利率「拖地板」後，美元升值週期先於利率上升週期。美元升值通道持續多長還是個未知數，為此對「衝擊波」的強度和廣度要有基本的預估。
2017年是全球面臨匯率波動最不確定的一年。2016年只有美國一家貨幣政策改變，2017年由於通貨膨脹的壓力，歐洲以及日本在貨幣政策上面急需變招，當歐洲出現政治上的變局，資金可能流向避險貨幣國家。歐洲央行此時此刻沒有收緊貨幣政策的底氣，再加上政治上面一系列的選舉，今年夏天幾乎可以預計希臘債務危機的重現。荷蘭是歐洲一體化的創始人之一，因此如果脫歐，對歐洲民眾的心理打擊和政治衝擊可能會更大。
但是長期來說，歐元區內部也確實有一些問題，在經濟上比方說利率過低，匯率錯位，財政限制等等。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沒有永遠的朋友，面對曾經的利益夥伴和現在的聯盟背叛者，德國恐怕難以輕易妥協。歐洲所面臨的一個困局，這個也是日本央行面臨的一個困境。不是想把貨幣環境正常化，而是必須要採取一些措施來改變目前的模式。另外歐洲、日本和中國一樣，都面臨著川普（Donald Trump）被指責干預匯率，這個又是他們政策中間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變招因素。中國早已進入了一個貨幣慢慢收緊的時代。由於此時此刻，穩定壓倒一切，所以在相對充足的流動性之下，市場還沒感受到資金的壓力，而且2017年資金成本的上漲會相對比較快，但是流動性還會在相對比較充實的環境下面做。在上述情況下主要經濟體匯率將發生最不確定的波動。
九國（特別提款權SDR 國家和金磚國家）的有效匯率與美元的雙邊匯率關係，按照常理兩者是負相關的關係，只是各國的幅度大小不同罷了。然而，印度兩者的差距不明顯。在近期的三年中，美元匯率貶值幅度最大的是英鎊（由於脫歐，貶值觸及了「天花板」）、俄羅斯盧布（油價下跌和西方制裁）、南非蘭特、巴西里爾、印度盧比。歐元和日元貶值幅度相當，人民幣貶值幅度最小。再從有效匯率角度來看，SDR籃子國家在這十年裏基本圍繞100上下幅度，顯示出國際貨幣的屬性。而南非、巴西和俄羅斯長期偏離100，不具備作為國際貨幣的屬性。
透過變異係數處理過的九國利率與美元匯率的關係顯示如下：如果利率顯示本國通脹的話，巴西和南非的匯率基本是隨著本國通脹而波動的，中國、歐盟、印度、日本、俄羅斯、英國的匯率不隨著利率（通脹）而波動的。利率受到寬鬆量化貨幣政策的拖累只有下滑而沒有調整空間。
「8．11」人民幣匯改縮小了在岸人民幣與離岸人民幣的差價，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進程加速。如果按照離岸人民幣匯率趨勢圖分析，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完全可能「破7」，而根據近期出現頻率最高的數據來看，最多的場合是6.7。人民幣匯率基本還處於「下浮」通道。變化在於，如果川普政府施加「匯率操縱國」大棒時候，可能會改變「下浮」通道。
為此，在中國貿易地理方向轉變過程中，面對在美國聯準會加息和美元堅挺的背景下，資本外流現象凸顯，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有6,500億美元的誤差與遺漏，3,500億美元的統計口徑變化，還有一些是價值重估。不能不懷疑其中的主要部分是資本外逃。統計口徑變化使中國的負債增加了3,500億美元。但統計口徑的改變是在2015年，而在2011年到2014年之間中國海外淨資產也並未增長。
這段時間海外淨資產的消失，應該與統計口徑變化沒有關係。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將受阻，實體經濟、股市和債市的低迷還將會延續。然而，由於結構性和輸入性通脹（大宗商品）將會推動通脹的上揚，由於利率（中性化）調整空間不大，進一步添加人民幣貶值壓力。而人民幣貶值受到美國「匯率操縱國」帽子的打壓也難以持續。這是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加上貿易結構內生性所致。中國為了調整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希望透過「一帶一路」和考慮加入TPP來進行「緩衝」調整所需的時空。然而，即便「一帶一路」等走得很順利，但由於沿線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無法實現「財富積累」效應。如果使用第三國貨幣—美元，則又勢必增加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為此，人民幣作為國際儲蓄貨幣的功能迫在眉睫。
在2017年兩會工作任務中，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到「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這一說法是比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要求更高，只有穩定，才能夠國際化。也意味著繼續推進人民幣的國際支付、結算、計價和儲備貨幣功能。同時還要注意前半句「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這意味著絕不排斥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結構性調整。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17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