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這場涉及27個國家、3.75億選民、5年一次、號稱已開發國家最大規模的選舉卻並未給歐洲人帶來戰勝當時經濟危機的希望，反而是一股反全球化、反歐盟、反移民的風暴暗襲歐洲各國，讓歐洲人不禁打了個冷顫。
2014 年，又一個歐洲議會選舉，反歐盟的民族主義黨派均意外取得大勝。在多個國家，反歐盟的極右翼和強硬左翼獲得席位，而且其成果被低投票率放大。反歐盟政黨的席位增長超過一倍。
再之後，英國的脫歐公投產生了出人意料的結果，歐洲民族主義以及民粹主義政黨在一些國家獲得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而上台，德國公開反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傾向於實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商品、資本自由流動的壁壘愈發明顯……在《羅馬條約》簽署60 週年之際，歐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在美國，川普（Donald Trump）出人意料地最終贏得了總統大選，其鮮明的「反全球化」立場讓人們十分擔憂。但就是這樣偏好民粹與保護主義的川普受到了普遍歡迎。凡此種種都反映了全球範圍內「反全球化」思潮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然而，中國已日益成為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堅定擁護者。3月25日，中國博鰲亞洲論壇以「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為主題，在前不久的達佛斯論壇（WEF）上，習近平也曾經公開地維護全球化以及自由貿易的正義性，他把摒棄全球化尋求保護主義的行為，形容成是把自己鎖進了一個黑屋子裏面，雖然躲避了風雨，但是也擋住了陽光和空氣。習近平在達佛斯的表態，被《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評論為擔當起了全球化的「領導者」。
利益分配的不平衡
近幾年以來，反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究其原因，主要來自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不匹配—以貿易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人口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在增加全球財富的同時，並沒有在各個經濟體內部實現財富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各階層和各地區間貧富分化加劇，贏家對輸家補償不足，激發了民粹主義，又被不良政客利用，轉移矛盾，激化排外情緒。
突出表現在歐美國家當中。美國是很典型的內部問題激發民粹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湧起的背後，其實是美國各階層收入分化的加劇。中下階層群眾並沒有從全球化進程中收益。截至2015年，美國前1%人口佔總收入的22.0%，前10%人口佔總收入的50.5%，後50%人口佔總收入僅8.5%。況且這只是收入數據，財富的分化更為嚴重。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問題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加劇了分配不公，造成了貧富差距拉大，這是當下的事實，但這個板子是否應打在「全球化」身上，還得從推動全球化的初衷、全球化進程對西方的影響來看。
中國的民間智庫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夏國涵指出，「全球化」的發源是文明體間長距離的非戰交流，它有三個基本的要素：首先，主體是文明體，即需要同時滿足城邦（聚居生活）、文字（非語言）、冶金術（工程）、禮儀（社會秩序）四個條件；其次，兩個或多個發生關係的文明體之間的地理距離，必須遠大於各自文明的控制範圍；最後，這種交流應是非戰爭的，即主要形式為商貿、文化、聯姻、移民等。
根據上述概念，最早的「全球化」是「歐亞化」，即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中東阿拉伯人作為東西方貿易的中介收取「貿易稅」；至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土耳其人斷絕了歐亞間傳統的陸上商貿通路，由此誘發歐洲人開闢海上貿易航路的需求，大航海時代也由此開始—東向即海上絲綢之路，西向發現了美洲，南向繞行非洲直達印度，北向則沒有結果（進入北極圈）。這次探索使得世界地圖終於完整，也標誌著全球化在歐亞化基礎上完成了一次地理範圍上的升級。
而後工業革命伴隨歐洲重商主義，藉由大航海的東風拉開大殖民時代的序幕，全球化藉引入工業化和殖民化（勞動力、土地、市場、原材料）完成了又一次進階；從19 世紀初開始，歐洲人開啟對全球化制度性的探索，一戰後的國聯和共產國際都是全球化制度化的嘗試，但結果並不好。二戰後在美蘇主導下終於建立了第一套比較成功的全球化制度框架，即聯合國、 IMF、關貿總協定（今天的WTO）、世界銀行，但在冷戰背景下實際存在兩套區域化體系，即美國主導北約—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和蘇聯主導的華約—經互會計劃經濟體系，再加上中、印等游離於兩大體系外的國家群（多為「不結盟運動」成員），可以說冷戰中的全球化是分裂的。
其二，上一輪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世界分工體系，極大地整合了全球產業鏈效率。但問題是，全球分工參與者的內部變化趨勢被忽略。上輪全球化模型中由於已開發國家掌握了資本和核心技術，在中心—邊陲模式分工體系下，它們攫取了大量的非對稱利益。從殖民時代開始，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以部分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的，其根本原因是資源有限性和分配不公。
事實上構成全球化的四個要素—資本、貿易、人口和科技，在這一輪全球化進程中，並未全部「自由化」。目前只形成了資本和貿易的自由化，在成就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現代化的同時，也導致發達國家出現產業空心化和資本金融化。直接的結果是，已開發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急劇增大，傳統產業工人失業率上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仍然透過嚴格的移民政策和技術壁壘來控制人口結構和新技術擴散，以保持「先發優勢」。
這就是由西方的發達國家所引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更加致命的，又在潛移默化產生極大推動作用的是，這些國家的主體文明是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新教文明，擁有相當強的征服性和排他性，所以上一輪貿易、資本的全球化也帶來了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全球化，其表徵就是推廣「普世價值」和輸出「民主革命」。而且，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導致資本勢力一家獨大，政府變成資本的「傀儡」。
北京正在釋放的信號
2017 年全球化必然將面臨一些新的挑戰，從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實際情況看，局部地區貿易摩擦加劇很難避免，但要就此得出全球化就此停止，或要開「逆全球化」倒車的結論，無疑還為時過早。
G20杭州峰會上，中國就努力推動全球化進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習近平達佛斯論壇上的講話，更足見中國準備扛起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大旗。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的確存在許多問題，但許多問題也並非是全球化所導致的，「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迴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要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我們要主動作為、適度管理，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
「實現經濟全球化進程再平衡」，習近平的話一語中的，這才是關鍵所在。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全球化的再平衡，且中國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絕不僅僅是簡單的贊成和支持經濟的全球化。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17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