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談論大陸經濟時離不開一句流行語—「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深圳與浦東代表了大陸改革開放的最高成就。2017年4月，被定性為「千年大計」，與深圳、浦東並舉的雄安新區出爐後，這句話便有了新版本—「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21世紀看雄安」。
巧合的是，就在中國大陸雄安新區出爐前一個月，蔡英文政府推出擴大台灣基礎建設投資構想—前瞻基礎建設計劃，打造台灣未來三十年發展需要的基礎建設，意圖以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景氣。同樣是經濟振興計劃，重新回顧、梳理深圳、浦東的發展歷程，對於今天的雄安、台灣具有獨特的意義。
深圳特區：背水一戰
1970年代末的大陸，文革剛結束，一切百廢待興。如何發展經濟，解決溫飽問題，成為了中共的當務之急。鄧小平等中共高層彼時密集前往各省市以及港澳、西歐、美日等地考察。
與此同時，大陸的普通老百姓也在尋找出路。當一部分人自謀出路，私下分田地「包產到戶」時，還有一部分人用腳投票，從全國各地湧到緊鄰香港的小漁村深圳，準備逃往香港，史稱「大逃港」。正是大逃港，第一次使深圳進入鄧小平的視野。
1977年11月，正在廣東考察的鄧小平，聽完中共廣東省委關於深圳逃港潮的匯報後，深受觸動，意識到「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在深圳考察時發現，深圳有一個羅芳村，而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也有一個羅芳村，深圳羅芳村人均年收入134元人民幣，香港羅芳村人均年收入卻高達13,000元。更諷刺的是，香港原本沒有羅芳村，當地居民全部是從深圳羅芳村逃過去的。
最高層的思考迅速體現在政策層面—1978年6月，中國大陸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對外貿易部向國務院提交《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把靠近香港地區、澳門地區的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三五年內建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地區客人的遊覽區」的主張，獲得中共高層首肯。同年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深圳成為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
1979年1月，中共廣東省委改寶安縣為深圳市，7月，中共發出50號文件，確定深圳與珠海、廈門、汕頭劃出部分地區以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8月，全國人大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告深圳特區建立。次年，深圳市升格為副省級城市，後又成為計劃單列市，被賦予省一級經濟管理權限。
一系列緊鑼密鼓政策的背後，却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現實，中共中央政府給予深圳特區的支持，除了政策優惠外，只有僅3,000萬人民幣啟動資金，資金嚴重匱乏。
面對如此困局，時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駱錦星提出「賣土地」—將土地使用權出租給外商，用租金搞建設。統計數字顯示，從1980年到1981年，深圳共出租土地4.45萬平方公尺，獲得收入2.136億港元，攫取了深圳發展的第一桶金。1988年大陸全國人大也順勢修改憲法，允許轉讓土地使用權，這個政策延續至今，這也是深圳作為「特區」，改變中國的一個細節。
如果說，深圳最初的成功，離不開依託靠近香港的地利，那麼，深圳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深圳，躋身中國大陸一線城市，則在於其成功實現了經濟的轉型。
1998年騰訊在深圳的創立，是深圳經濟轉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2017年，騰訊市值高達2,790 億美元，躋身全球前十。華為、中興、騰訊、華大基因、大疆等一大批深圳本土高科技企業的興起，以科技、創新重塑了深圳的城市基因。
根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統計，2015年深圳PCT國際專利受理高達13,308件，佔據了中國申請總量的46.86%，連續12年居中國大陸城市首位。美國《自然》雜誌「自然指數」（Nature Index）也顯示，深圳已經與武漢、北京並稱為中國科研成果轉化三大基地，「現已發展成為一個基於科研的產業中心，位於深圳的公司所擁有的國際專利數量幾乎佔全國的二分之一。」
1979年深圳市GDP 僅為1.96億人民幣，1996 年突破千億，2011年便破兆，2016年深圳GDP已達1.95兆人民幣，距離2016年香港的2.48兆港元，僅一步之遙。
浦東新區：改革再上路
如果說深圳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是貧窮的中國上下同心的「背水一戰」，那麼上海浦東特區的成立則有更複雜的歷史背景。
政治層面，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層所面臨的現實局面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全世界，甚至中國民眾都對中國政府是否繼續施行改革開放有所質疑。對此，鄧小平表示：「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
在經濟意義上，上海曾經長期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直至改革開放前，工業總產值一直佔全國三成左右。但自1980年代起，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經濟中心的地位不斷受到南方新興經濟特區挑戰，經濟發展緩慢，地區生產總值佔全國的份額也從1978年的7.48%逐漸降為1990年的4.19%。
在歷史上，自1843年上海開埠，各國陸續設立租界，全部位於浦西。在1990年，浦東經濟佔上海的比重僅8%，而陸家嘴地區基本為簡陋住房組成的棚戶區。「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成為對浦東的真實寫照，顯示了黃浦江兩岸的巨大差距。
而在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眼中，「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依託上海經濟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以長江流域為腹地，它的產業發展和當時的深圳不同，主要是要素市場、金融業等，現在是中國的金融證券中心。
因此，鄧小平希望上海市能用採取一些行動，來體現中國繼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決心。對於後來上海市政府提出開發浦東的構想，鄧小平不僅表示贊成，並且親自將「開發浦東」改為「開發開放浦東」，兩字之差，背後是浦東發展觀念的巨大變革。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浦東特區成立了。1990年4月18日，大陸總理李鵬在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成立5週年慶祝大會上宣佈，中共黨中央和國務院同意上海加快浦東地區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這是浦東開發開放的標誌性事件。
由此，浦東繼深圳之後成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又一個標竿。
截至2012年，浦東新區金融機構總數達到737家，外資法人銀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數量佔中國大陸的一半；同年，上海期貨交易所總成交金額89.2 兆人民幣，佔全國的46.81%。截至2016年11月22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企業總市值約29.5兆，高居世界第五。
如果將深圳比喻為白手起家的「創一代」，那麼浦東可以稱之為「富二代」，依託上海的優勢，浦東的發展可期。而雄安則在很大程度是深圳與浦東的結合，既有深圳的白手起家，也有浦東的「富二代」特質，依託北京、天津、河北及中央政府政策，發展同樣可期。
但是承載著這樣背景的雄安能否成為另一個深圳、另一個科技創新之城，仍需拭目以待。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18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