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曲終人不散，有關「今日香港 明日台灣」對比「今日台灣 明日香港」的辯論也餘音不絕。歷史的弔詭在於，應然經常不等於實然、鏗鏘的預言總經不起現實的考驗、表面的正義往往遭致更大的災難。

　經典的例子之一是，在台海情勢風起雲湧的1995年，美國《財富》（Fortune）曾以封面故事預言「香港已死」，表達西方世界對香港回歸中共統治的高度憂慮。12年後的2007年，《財富》的姐妹刊物－《時代周刊》卻也以封面故事，坦承當年《財富》誤判形勢，回歸後的香港儘管「晴天有雲」，但比從前更有活力。

　經典的例子之二是，中共在SARS過後，為了搶救受重創的港澳經濟，大開自由行之門，力促香港觀光重振雄風，以及澳門博弈欣欣向榮。然而，北京當局沒有料想到的是，如此的「要錢給錢，要人給人」，會在十餘年後的今天，造成港人對陸客的嫌惡，並引發年輕人對「香港精神已死」的吶喊。

　其實，台灣與香港的發展歷程與政治處境並不相同，很難成為彼此的借鏡。雖然不少「占中」的熱血青年，以抗爭行動向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致意，但兩地法制深度有別，民意取向殊異，可以預見，兩者牽動的蝴蝶效應也必然大不同。

　經典的例子之三是，台灣自1994、1996先後實施直轄市市長與總統直選以來，歷代選民總是寄希望於某些被神化的政治明星，卻總也失望以終。政黨輪替的結果，只換來扁與馬組合而成的一個「騙」字。

　到頭來，不少藍綠選民反而緬懷起兩蔣戒嚴時代與其所倚重的諤諤之士如李國鼎與孫運璿。而諸多台北市民對於最後一任官派市長黃大洲也重拾敬意，因為如今得以漫步於大安森林公園、悠遊於中華路的「香榭大道」，全拜他任內強勢拆除老舊眷村與中華商場之賜。

　當年的拆遷過程，又豈無老小貧弱的血淚抗爭？但一個城市要發展，就必須往前看，讓安土重遷的少數人得到妥善安置，然後造福多數人。如果時間不放長看，就會永遠糾結在「表面正義」的陷阱裡，這也正是當前中央與地方建設窒礙難行的癥結所在。即令李國鼎、孫運璿在世，恐怕也束手無策。

　儘管不少四、五年級乃至六年級已走過「造神救國」的幻想年代，開始體認制度的改革與法制的落實才是治本之道，但興致盎然的七年級網路世代才剛要創造屬於他們的政治新神，真心希望「今日神明　明日妖孽」的歷史教訓不會在他們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