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個社會保險制度，乃是德國提出，採取俾斯麥模式。俾斯麥（Bismarch, 1815～1898）是19世紀德國著名的「鐵血首相」，為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維護專制主義，鎮壓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他通過立法，1889年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險制度。至今百餘年，德國數度修改，各國也陸續建立相關制度。從德國思維開始瞭解，將可與他國制度的異同比較，探知年金福利制度的多重面向之可能性。

　德國的年金保險制度，乃是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即是當年度的保險費收入用於當年度的保險支付，因此可免於政府預算經費不足而造成財政赤字問題，並不必考慮跨年度的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率。換言之，原則上當年度有多少收入，即作多少支出，每年繳納者與領取者不相同。

　但是這制度另有一項爭議，蓋繳稅者多為具生產力的勞動階層，領取保費收人者多為退休之老人，以年輕世代支助年長世代，每個人一生所領取之保費收入與個人提撥之保費並不相連，極可能繳納得多而領取得少。

　德國推動社會福利制度之後，美國羅斯福總統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推動社會安全法，日本也參考了相關制度，各國陸續建立福利保障制度。依照世界銀行於1994年所提出的三層次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包括保障年金、職業年金、自主年金等不同層次，提供社會公私部門之保險架構。

　觀諸當今，各國在社會福利制度之規劃設計上有異有同。德國、日本、美國採隨收隨付制，另若干國家採取另一種思維，為完全提存制，在提存制之下，或由政府編製預算支應，或由個人逐年存入基金累積。此制又分兩種，包括確定給付（事先即明訂給付公式）與確定提撥（事先明訂提撥保費金額）。亦有屬於折衷方式之部分提存制，台灣與韓國大部分的年金制度採取部分提存制。

　年金福利制度常面臨改革壓力，主要原因之一在於人們平均壽命延長且少子化，老年化社會已是全球現象，德國亦然。2013年德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27.1％, 比十年前2003年24.7％為高，老年化人口比率逐年提高。德國與台灣相較，台灣2013年的60歲人口之比率為18.61 ％，可見德國的老年化情況比台灣更為嚴峻。在此社會氛圍下，加強了德國年金制度改革的力道。

　德國因應情境變遷，陸續進行社會福利制度之修正。除了對公務員提供恩給制的保障外，對礦工、鐵路、海員亦有保障; 此外，德國對於自營業者亦有保障體系，包括農業、手工業，甚至藝術家及作家 。晚近尚有若干制度改變，包括退休前可改為部分工時制，引進可攜式年金等。

　在改革過程中，涉及不同團體之利得或損失，若既得利益不願放棄已有之福利，抗拒改革，則年金改革推動遲滯。各國年金改革速度與輻度大不同，能否順利進行改革，與社會共識與視野胸懷有關。

　社會共識與思維面向，有其長期文化背景。德國重視文化，照顧文化工作者。1981年制定「藝術家社會保險法」， 1983年成立藝術家社會保險基金，對藝術家與作家提供福利保障。此制度之存在，顯示德國對藝術文化工作者之重視。歌德、巴哈、貝多芬、馬丁路德…，這些才華洋溢名人，均在德國成長。德國國歌歌曲為古典音樂家海頓所做，其歌詞第一句「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高於世界所有萬物; 無論何時，為了保護和捍衛，兄弟們永遠站在一起。」已道出德國之自豪與團結的榮譽感。

　不同制度各有利弊，放諸天下皆準的完美制度不易尋，問題是: 當社會認為有必要革新更動時，是否改革得動? 德國走過歷史上諸多歷練，始終具有能力引領歐元國家度過歐債危機，並不故步自封，改革之路依然啟動。其何以能夠維持著勤奮、務實、氣昂的發展哲學，個中精髓，值得探討與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