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企業界人士涉嫌內線交易時有所聞，在主管機關及檢調單位高度關注下，業界可謂風聲鶴唳。在近期備受矚目的個案中，A公司董事長因涉利用有關併購的內線消息，逢低買進B公司股票，待併購消息對外公布後、股價上漲之際，再以高價拋售，遭檢方依違反證券交易法內線交易罪起訴，本案歷經三級三審，日前最高法院判決結果出爐，重判A公司董事長有期徒刑及高額罰金，引起業界一片譁然。

　消息明確時點如何認定？

　民國94年間，B公司與C公司開始接觸洽談合作事宜，計畫由C公司收購B公司全部股權。A公司為B公司時任的法人董事，隨著雙邊代表緊鑼密鼓的磋商， B公司與C公司在95年9月間簽訂「無拘束力意向書」（Non-binding Letter of Intent），約定收購價格區間、收購比例及對價，A公司董事長於簽約隔日大量買進B公司股票，B公司股價因而大幅上揚，此不尋常的股價波動引起主管機關注意，經調查後認為A公司董事長等人涉有內線交易罪嫌，將本案移送檢調單位偵辦。

　依據證券交易法規定，於重大消息「明確之後」至「公開之前」，不得買進該公司股票，否則即構成內線交易罪，最高可處10年有期徒刑，並得併科2億元以下罰金。所稱「公開」，一般是指將該重大消息公布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而言，此時點在認定上清楚而無疑義，有爭議的是在「明確」二字應如何解釋，何種程度可謂明確？此一時點如何界定一直是法院在判斷內線交易罪成立與否的關鍵，也成為法界及商界最關切之處。

　判斷基準趨嚴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B公司與C公司在95年9月所簽訂的意向書雖無法律上拘束力，但意向書中對於「收購價格區間」已明確記載，可見於此時點，雙方已就本併購案的併購價格、架構有所共識，因而法院認定以此意向書簽署日作為消息明確的基準時。

　在併購實務上，「意向書」往往僅是整個併購流程的開端，其內容通常是描繪交易輪廓，並且除了保密、獨家議約及費用分擔等少數條款外，對雙方並無法律上拘束力，至於交易價格、交易架構、進行方式等具體內容，尚需經由「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以瞭解對方顯在及潛在的財務狀況與法律風險後，方能進一步評估交易可能性並提出交易條件。換言之，至少以「盡職調查完成日」作為「消息明確」的認定時點，似乎較貼近企業併購實務的運作。

　且我國先前司法實務上以「盡職調查」作為基準時者，亦不在少數。以先前某晶圓廠交易案為例，最高法院即認為應以「進行盡職調查後，且洽定併購價格及主要併購架構」作為重大消息明確之時點。然而，近期的實務見解卻不認為需以盡職調查為必要，只要雙方對於「交易價格」達成初步共識，即便該共識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即屬消息明確的開端，亦不論該共識成立於盡職調查前或後。由此可見，我國法院的態度有日漸嚴格的趨勢。

　其他國家立法例以及因應策略

　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立法例，美國法相較我國法似更為嚴格，以198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Basic Inc. Levinson案為例，重大消息明確時點是從「初步合併磋商日」（preliminary merger negotiations）即開始起算。我國司法實務的認定基準雖未如此前置，但卻已悄悄地將紅線向前挪移，企業界人士宜兢兢業業，採取保守的立場面對潛在的法律風險，以免誤觸法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