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名教授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指出，一國經濟發展的歷程，大致上經過生產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財富驅動四個階段。各階段有其特色，臺灣當前經濟發展應處何階段，實有重新檢視的必要。

　生產要素驅動階段，主要依賴廉價的原料與勞動力，提供產品的技術層次不高，企業尚無能力創新，必須仰賴模仿與國外技術移轉。投資驅動階段，大量投資興建廠房與購置機器設備，投入資金講求規模經濟，努力取得國外最佳技術，加強現代化基礎建設，以期提升競爭條件。創新驅動階段的特色，則是企業除了改善國外技術與生產方式外，本身也有創造力表現，企業已有國際知名度品牌與行銷網路，經由創新提升生產力及國際競爭力。至於財富驅動階段，主要受前三個階段所累積財富的影響，經濟進入衰退階段，企業再投資意願低，產業創新與升級減緩，工資成長停滯，財富更呈現分配不均現象。

　上述波特所列四個發展階段中，前二個階段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較直接，往往提供各項保護、補貼、減稅措施，甚至選擇重點（或策略性）產業，協助產業發展。處創新驅動階段，政府應一反前態，大幅降低直接介入產業發展的角色，轉而強調扮好資訊提供者與障礙排除者功能，並激發民間產業持續創新與提升競爭力。至於財富驅動階段，政府重心在社會價值維護，有向有錢人課徵重稅傾向。臺灣在2009年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實施屆滿，改以產業創新條例取代，對企業投入創新活動、無形資產流通及運用、產業人才資源發展、資金取得與協助、產業投資與永續發展、產業園區與土地取得等方面，透過各機關編列預算、國發基金、各部會設立基金等方式，提供補助、輔導、融資等多元化協助，主要就是呼應波特主張之創新驅動階段發展，唯在政府介入方式上仍多且深，美其名是矯正市場失靈現象。

　令人遺憾的，臺灣經濟才邁入創新驅動階段，產業創新條例實施未久，整體產業還來不及站穩腳步大力發展，卻又不幸的快速落入財富驅動階段的泥沼中，以致經濟成長停滯、內外投資衰退、競玩金錢遊戲、所得與財富分配惡化、產業升級與創新緩慢。反觀西歐的德國，其經濟處於產業創新階段，已延續一百多年，至今仍然不衰，值得臺灣借鏡。

　臺灣為何快速跨越創新驅動階段進入財富驅動階段，實與馬英九總統上台後，於2009年1月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主要將稅率由最高50％大幅調降為10％單一稅率具密切關係；美其名是引導海外資金回臺投資，結果卻在缺乏好的投資環境與投資機會配合下，資金紛紛流竄股市、房市，助長財富分配的不均，嚴重背離產業升級與創新的發展目標。

　2016年5月蔡英文總統上台，期待能扭轉偏離創新驅動的發展態勢。然而，新政府選定綠能科技、物聯網（或亞洲矽谷）、生技醫藥、智慧機械、國防產業為五大創新研發計畫，進而擬規劃「策略性產業發展條例」予以扶持，似乎矯枉過正，回到發展策略性產業的老路。況且，其中多個產業已發展一段時間，至今績效不彰；為何選這些產業？是否真能帶動整體產業與就業發展？進而增進全民福祉？實在缺乏理論與實證基礎。若是研發與創新具有外部效益性，就應對此功能一視同仁的推動，實非選幾個特定產業來扶植。

　未來在創新驅動的大架構下，新政府除加強研發與創新外，必須正視投資與外貿必然為推動臺灣經濟成長的雙引擎，就應針對這兩方面的不振，有效排除障礙，將社會超額儲蓄引導入實質投資，例如對內加速環保評估程序以利投資，對外爭取簽署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以利外銷。至於產業界，應自立、自強，努力追求成長、升級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