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財政在稅收面呈現「小政府」格局，卻因社會福利等支出膨脹而面臨「大政府」壓力，此種不平衡狀態的長期存在，使得財政早已出現警訊。政府除應嚴控支出外，若不展現魄力推動稅改，前景實在令人悲觀。

　臺灣稅收規模（即稅收占GDP比率）只約12.8％，幾乎為全世界最低，因其與政府支出規模（即支出占GDP比率）差距甚大，顯示稅收規模不但未能達成充裕財政收入目的，更因其租稅結構失當而不利於經濟成長。進言之，由實證研究發現，稅收規模高低無關乎經濟成長，卻對財政健全具密切關係；至於稅收結構則對經濟成長具影響力，其中課徵消費稅有助於成長，故其比重宜提高，課徵所得稅不利於成長，則其比重宜降低；經由「增規模、調結構」的稅制改革，以期達到經濟與財政「雙贏」境界。

　所得稅方面，目前包括綜所稅、營所稅、土增稅在內的所得稅收，其占總稅收的比重已高達50％，卻離效率、公平、簡化目標甚遠。由於創新經濟成長仰賴人才與資本有效率投入，卻因不當課稅而產生「竭澤而漁」或「用腳投票」的現象，不可掉以輕心。目前對居住者課徵高達45％的綜所稅率，不但高於日本的40％、韓國38％、美國35％，更高於新加坡的20％，以及香港17％；相對的，非居住者的薪資稅率只有18％。為期矯正居住者與非居住者間之稅負差異與租稅扭曲，並提高留才、攬才誘因，建議將綜所稅最高稅率調降至38％或35％，將可增進稅制的中立性與公平性。

　其實，綜所稅最高稅率的調降，在現行兩稅合一所得稅制下，可以拉近營所稅率只有17％所造成的差距，改善盈餘分配或保留決策上的扭曲；也可縮小因外資股利只課20％造成內、外資稅負差異過大現象，避免製造假外資租稅誘因；至於股利可扣抵稅額，在兼顧租稅公平與稅收考量下，仍需維持只能抵減一半。在此同時，應檢討所得稅法第17條高達13項的扣除額，產業創新條例租稅減免項目更不應再擴大，以期避免侵蝕稅基。若是基於兩稅合一鼓勵投資的績效不彰，卻造成稅制不公及複雜度，未來更可在綜所稅最高稅率調降為30％之情況下，回復兩稅獨立課稅制度，營所稅負不能再在綜所稅扣抵。

　在消費稅方面，由於營業稅的稅收彈性大，取得大量稅收又不致引起資本出走，故有利於儲蓄與經濟發展；何況我國現行加值型營業稅率只有5％，與OECD國家稅率多在20％左右相比相去甚遠，故而「增規模、調結構」之關鍵，主要就在加值型營業稅角色的強化。

　社會安全制度的推動，有賴個人、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彼此分工合作；其中屬於政府責任之承擔，財源自然來自稅收。政府為推動國民年金制度，法律明定以提高加值型營業稅率1％為財源，至今仍無法落實；新政府為推動長期照顧，除擬將遺贈稅率由10％提高至20％外，原擬提高營業稅率0.5％，如今已打退堂鼓，擬改以調高菸稅、菸捐來支應。然而，調高菸稅、菸捐若能達成「寓禁於徵」目的，其稅收將會愈來愈少，在高齡化人口成長趨勢下，恐難支應長照財源需求。

　因此，建議英全新政府應如日本安倍政府展現魄力，在營業稅法立法授權下，一次性將營業稅率由5％提高至8％，如此每年增加約兩千億元的稅收，將可大幅改善政府財政，加強對弱勢家庭之育兒、教育、生活、養老的補助。至於營業稅稅負累退所生缺點，則可透過擴大民生必需品免稅項目，以及加重對奢侈品課來改善；並且選擇適當時機推動，以期降低對物價之衝擊。

　最後，在財產稅方面，課徵房屋稅之房屋標準單價已30年未調，課徵地價稅的公告地價又嚴重偏離市價，影響地方財政收入，有調高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未來房地合一應按實價課徵房地產稅，並且積極建立地方公共財提供、區域經濟發展與財產稅課徵間良性循環關係，值得財政當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