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另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全球屏息以待美國選民如何抉擇，果真今年最大的一隻黑天鵝在台灣時間11月9日下午翩然降臨。今後，我們應該要尋找白天鵝了，因為不到幾年的時間，天下的天鵝全都染黑的了，未來罕見、珍貴的將是白天鵝，真可謂物極必反、黑極必白！

　川普選前宣示，要讓蘋果及其他美國品牌製造回流，逼得蘋果執行長庫克在川普當選後緊急發表對員工維穩的書信，相信信中未多說明的是各種內部應變的措施。川普針對創新創業驅動的科技產業亦多有異議，加上川普對貿易自由化的反向操作，誓言將要祭出35％的高額關稅打造貿易壁壘。這位商而優則仕的美國新任總統一旦玩真的，全球的經貿關係將面臨結構性的調整。

　這一波全球化約略成形於上世紀的二戰結束後，一系列重要的國際組織逐一成立。政治軍事方面，聯合國（UN）1945年成立、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歐洲理事會（Europarat,Council of Europe）等。經濟貿易方面，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1948年正式生效、同年在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援助下成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1960年改組為OECD）。1957年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是當今歐洲聯盟的鼻祖，經歷了不斷轉型，又在今年英國脫歐的衝擊下，邁向舉步維艱的未來。

　冷戰即將結束的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美國雷根總統與英國佘契爾首相的領軍下，大量的航空與通訊管制措施被解除，因而刺激了新一波的貿易自由化。Marshall McLuhan在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1962）and Understanding Media（1964）兩書中，描繪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逐漸從想像進入實際，在21世紀回首50多年前作者對未來的想像，由於資訊從世界各個角落的即時聯通，全球將因為電子科技而收縮，讚嘆他如此精準地繪製了通往未來的地圖。全球化與數位化的共伴效應在21世紀，面臨了正負兩極的反省，滿天亂飛的黑天鵝就在這些極端化發展的反省中應運而生。

　同期間崛起的新制度理論（Neo-Institutionalism），堪稱二戰迄今最重要的經濟理論。Oliver Williamson在Market and Hierarchy一書所定調的理論，掀開的新扉頁係延續、發揚光大了1937年Ronald Coase刊登在期刊中的一篇論文，兩位分別於2009年與1991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廣為學術界探索的交易成本導致組織在股權結構、財產權利、內（外）部化的選擇。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策略聯盟、外包、離岸都是嶄新的制度創新，也都落在新制度理論分析的框架之中。若再往前回溯，盧梭、霍布斯與洛克的社會契約都是在這個變化多端的時代，尋找制度創新的重要來時路。

　面對川普當選後的不確定，選項仍在於制度創新中所面對的那些抉擇。我曾在日前以「安貝格狂想曲」為題，描繪我對於數位工廠的下一步想像，安貝格首部曲在德國上映、二部曲在中國成都複製了一模一樣的安貝格工廠，若我們以業務面思考這樣的布局，恐怕就站不到策略的高度上思考西門子這家執世界工業牛耳的廠商如何進行體制創新。川普的當選，給了西門子在美國境內再建一座安貝格三廠的動機與理由，屆時，跨各種制度創新的內（外）部化的超級數位制度將成為突破體制障礙的利器。因此，安貝格三部曲的主旋律是以Local PLC所聯網而成的Global PLC，以全球最適化的生產排程與ERP，以精準的流量控制（資訊流、物流、金流）除了廠商本身的競爭優勢外，也以地球村的規模實現各種營業稅、所得稅與關稅的最適化配置。屆時，攀登競爭力的巔峰，雖不中亦不遠矣。

　所以，工業4.0早已擺脫自動化的窠臼，這個大浪潮也不僅是智慧自動化的產業升級，乃是以自動化的工具通往全球資源配置最適化的新路徑。人為的制度受社會面的衝擊可以變來變去，當前以數位工廠突圍體制障礙，只可被稱為是第一步。優步（Uber）爭議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方興未艾的挑戰中，凸顯的是數位化正在衝擊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制度創新。數位主權屬於公領域的範疇、數位倫理則挑戰人類的定義與生存，在公與私之間介接的組織，似乎也需要數位制度（Digital Institutionalism）加以深度探索，才能迎向接下來數位化帶來的利弊、矛盾，順利、精彩地翻開人類歷史的另一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