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年金制度，本質上多採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 system；PAYG）；亦即目前工作者繳費，用來支付退休老人生活所需。此種制度在經濟發展早期，由於退休人少，工作人多，有人口紅利，以及經濟及工資率成長，故在既定提撥率與確定給付下，退休基金能夠有所累積。

　然而，隨著政經情勢的發展，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官僚決策可能圖利自己，選民樂於「白吃午餐」，種種現象造成制度設計與執行不良。在暫不考慮依賴人口率變動下，壓低提撥率及提高所得替代率，長久下來的結果，必然肇致財務不平衡，產生制度失靈現象。

　問題當不僅於此，「高齡化、少子化」帶來人口結構「快而猛」改變，太多退休人口依賴太少工作人口，使得依賴比率大幅提高；再加上經濟成長遇到瓶頸，年輕人薪資長期偏低，又面臨沉重的負擔壓力，世代不正義將大幅增加國家風險。此外，雖然各個職業多採隨收隨付制，卻是各自為政，缺乏橫向連結與比較，隨著時間過程，所得替代率在彼此間差異頗大，形成職業間不公性。

　目前各種社會保險潛藏債務已高達18兆元，再加上各級政府債務已約7兆元，兩者合計高達25兆元，約為中央政府總預算規模的12倍，或為GDP的一倍半。潛藏債務雖非一次性實現而急遽成為政府財政負擔，卻對現行年金制度財務規劃失靈提出嚴重警訊；若不積極改善，債留子孫的後果，極可能颳起世代風暴。

　當前年金改革的目的，主要在於因應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嚴峻變局、正視潛藏債務及世代不正義問題、矯正職業間所得替代率差異過大現象、追求老年生活的合理保障，以及建立穩定、永續的年金財務制度。由於年金改革迫在燃眉，必須展現魄力突破諸多難題。首先，改革應確保公平合理增進全社會福祉。在年金改革的歷史包袱及利益團體壓力下，追求年金制度的財務平衡，必然涉及所得與財富的重分配，但須確保整體社會福祉「得大於失」；至於「有人得、有人失」如何折衝與妥協，有賴小英政府繼續努力；至於改革內容，必須要有具體數據、合理論述與社會包容。

　其次，落實世界銀行提出的老年生活三層保障原則。其中，第一層國民基礎年金，屬憲法層次之生存權保障，在人與人之間應一視同仁；第二層屬各職業附加年金，在考慮職業特性與風險後，各職業仍應允許存有差異性，但差距不能過大，有賴社會形成共識。至於第三層屬家庭儲蓄及商業年金保險，政府相對上無需置喙，頂多在報稅時透過投資儲蓄特別扣除額來獎勵。

　第三，調和信賴保障與公平正義的衝突。由於退休金乃工作報酬的未來給付，屬雇用契約承諾的一環；若將其取消或降低，侵蝕個人財產權，有違信賴保護原則之虞。然若一味承諾歷史發展的結果，將會造成世代不正義現象，如何取捨，政府在作法上須深思熟慮。

　第四，保障生存權及縮小職業間差距。關鍵在於所得替代率須設定在合理的樓地板與天花板範圍內。例如設定2萬元的樓地板，以期維持基本生活滿足。設立天花板不應超過一定上限，例如先將軍公教18％之利息優惠設算成所得，併入月退所得總額中（18％形同取消），進而採打折方式處理：2萬元以下不打折，2-3萬打九折，3-4萬打八折，以此類推，11萬以上全額不計入，如此高所得者之所得替代率最多維持在60％左右，將與OECD國家平均數接近。同時，提高勞工投保薪資上限與保險費率，亦能相對縮小勞保與軍公教保間的差距。

　最後，有些人寄望經濟成長、薪資增長、技術進步、外人投資、人口增加、外來移民、基金報酬率提高等方式，紓解年金財務問題，固然值得期待，終究是模糊焦點、不切實際，也可能緩不濟急。唯有就事論事，朝「多繳、少領、延退」等開源節流方向努力，以及各職業年金朝個人帳戶制及確定提撥轉軌，那才是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