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他的就職演說重申美國優先，要把在全球化中消失的美國工作找回來。無獨有偶地，與他風格迥異的英國首相梅伊在相隔數天的演說中也表明，不惜以犧牲進入歐盟市場的代價，換取控制移民、保護英國勞工就業的硬脫歐。這兩位國家領袖，均是因選民不滿所得分配不公的民粹主義風潮，而登上領導大位，如今執行民意需求，是再重要、也再自然不過的。

　誠如一位評論者所言，川普並沒有「發明」這股民粹的保護主義風潮，他只是「騎」（ride on）在這股風潮之上。事實上，民粹主義政黨自二次大戰之後一直就存在於西方民主國家中，但這些民粹政黨始終十分邊緣而弱勢，且被視為是西方民主政治中一個「正常的病理現象」。然而，民粹主義卻得以在2016年的英國公投與美國大選中躍升成為政治的主流力量，是一個極為罕見的現象。比較歷屆的美國總統大選，從來沒有一次選舉如同這次，經濟不平等與分配不正義成為選戰的主軸。所以，我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得以在此時此刻上升成為主流？

　國際貨幣基金會總裁Lagarde在今年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直接明說：「我從2012年起就不斷警告財富分配、貧富差距惡化的事實，但奇怪的是在我的機構中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學家覺得這是他們需要關注的事」。分配不正義的重大問題，為何會在2012年之後愈見惡化？主因就在於歐美國家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回應錯誤。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國家以貨幣量化寬鬆與財政撙節作為危機處理模式，前者增加了擁有資本者的財富，後者刪減了對經濟弱勢者的扶助。「所得與財富不均的持續增加」，因而成為今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中臚列出來是未來十年內全球最大的風險。

　自從資本主義實現以來，貧富不均始終是它的「阿基里斯的腳踝」（致命的弱點）。馬克斯在19世紀中期首次觀察到這個問題，他提出解決之道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主義作為答案。共產主義實驗的結果是：經濟上的均貧與政治上共產主義國家在1990年代末期的瓦解，它已經被證明不是個答案。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則在一次大戰後，以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另一種解決貧富不均的答案，它的結果是：希特勒的興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今日英、美所尋求的保護主義同樣地也不會是解決貧富不均、分配不正義的答案。

　那麼答案在哪裡？部分歐洲經濟學家在此次世界經濟論壇中提出改革資本主義，以「內聚式的成長」（inclusive growth model）同時追求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丹麥是一個被提出的好例子，這種模式賦予企業聘用、解雇的彈性以回應產業追求競爭力的需求，但政府則以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協助個人面對就業變動的風險，做到經濟有發展的「彈性」、個人有就業的「安全」，所謂的「彈性安全」（flexicurity）模式。這種模式下，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同時並進，只重視前者而不重視後者會導致目前所見的民粹主義、貿易保護；只重視後者不重視前者則是經濟不發展、全民皆均貧的下場。事實上，幾十年前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也正是這種「內聚式成長」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