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主計總處近期表示，因國際經濟的逐漸復甦及國內公共投資之大幅增加，今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從之前1.87％，上調為1.92％。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補充說明，若能擴大國內投資動能，尤其促進民間投資意願，則今年將可以達到所設定的經濟成長率低標為2.0％、高標為2.5％。由此似乎說明，投資動能已成為促進台灣經濟走出隧道不可或缺之柴火。

　然而，台灣從2001年起投資動能卻又持續16年陷入停滯狀況。其中，最重要的實質固定資本形成年增率，因受到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而大幅減少政府及公營事業公共投資，使得其年增率從1990年代的平均8.21％，急劇下降至2001～2010年的平均1.20％，2011～2016年平均甚至僅有1.08％。至於此一期間民間投資方面，從1990年代的平均每年成長達到11.3％，2000年之後開始呈現趨緩，至2016年時已下降至1.5％。

　此外，在1990年代前，曾扮演促進台灣經濟成長或產業創新極為重要角色的外人直接投資方面，也是陷入停滯不前地步。依據聯合國貿易暨發展組織「2016世界投資報告」，外人直接投資受到景氣低迷影響轉為觀望，從2014年的28億美元下降為2015年的24億美元，年減14.3％，持續2年衰退，創下4年新低，甚至不及2008年之半，在亞洲四小龍中持續敬陪末座，已落後於泰國、越南、菲律賓、柬埔賽等亞太新興國家。

　亦即近年以來台灣投資動能大幅衰退，似乎直接反映資環境惡化並非一朝一日。如果歸納其癥結，除了受到全球及台灣本土經濟成長遲緩，以及台灣加入國際貿易協定所面對被邊緣化、孤立化的限制等經濟因素影響，是造成國內民間投資意願急劇下滑及外人直接投資大幅退縮的原因之外，乃是近年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自由開放所延伸的行政怠惰，社會的自我意識高揚所衍生的監督亂象，這些問題較之以往更加嚴峻難以解決，為其關鍵之所在。

　誠如近年在台歐、美僑商會在其投資環境評估報告中，不斷抱怨再三批判指出：雖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但「行政作業的繁雜冗長」依然如故，加上「環保抗爭之頑強顢頇」讓人驚嘆，兩者相互作用不斷反覆出現，卻又尋找不出一個有效解方加以根除。再者，世界經濟論壇（WEF）於2016年9月底所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之中，雖台灣在138個接受競爭力評比國家中排名第14名、進步1名，但在「法規鼓勵外人直接投資程度」項目上落至第87名、大幅退步37名，這些警訊不容小覷。

　換句話說，目前台灣投資環境所存在的困境，並非僅有官僚體系「頗繁冗的行政作業程序」，而是來自公民團體「極難纏的環保監督行為」。亦即一般較具有規模的投資，從籌備規劃起，大致難逃各種公民團體糾葛，其除堅持頑固的幻想外，更是獨沽一味的理念，不論空氣與水源的環保、自然與土地開發的強度，甚至文化資產的維護、「弱勢產業」的生存等問題，都有可能是反對開發與投資的理由，已成為政府或企業難以擺脫的夢魘。

　無庸置疑，擴大國內投資動能，尤其促進民間投資意願，是台灣經濟成長能否達到2.0％或2.5％的關鍵。然而，上述問題經過長期日積月累堆陳，似乎已達到難以有所改善之地步，除頗惡質的政治環境，使得許多與經濟相關的議題在兩黨對立中原地踏步，是重要的原因外，在此我們質問的是，為能有效提高投資動能，在減少繁冗的行政作業程序與解決難纏的環保監督行為上，政府所採取的實質政策措施為何？

　坦然言之，投資活絡是促進經濟活動的氧氣。我們衷心期待政府，與其追求轉型正義、分配改革，不如多一分心力、少一分算計，儘速針對提高投資動能所面對最為核心障礙的行政效率的低落及環評制度之糾葛提出有效解方。畢竟，民眾較為關心的是，並非僅有經濟成長表現，而是希望將一個冷冰冰的數字更進一步轉為讓我們可以迎接一個暖呼呼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