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作下，效率與成長始終為追求的核心價值，而其先天的隱疾就是分配不公問題，為社會帶來潛在危機。如何興利除弊，使得資本主義持續、順暢運作下去，實與政府財稅制度與政策運作具密切關係。

　二、三年前，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發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作，關心財富及所得分配不均問題，引起全球熱烈討論，台灣亦不例外。皮凱提觀察英、法、德、美等國近200、300年以來的總體經濟數據，發現資本報酬率每年平均維持在4％～5％，以GDP呈現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約在1％～2％。從長期間觀察，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更大於勞動報酬率），將會拉大貧富差距，成為社會不安的根源。因此，皮凱提建議課徵累進稅率最高超過60％的所得稅及遺產稅，以及累進稅率最高為10％的資本稅，以期增進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公平性。

　然而，對有錢人課徵高比率的所得稅、資本稅、遺產稅，期待矯正資本主義有利於資本家累積財富之不公平現象，是否能夠具體發揮應有效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中，資本或是勞動在國際間不易自由移動，課徵高稅率或許可以達到平均財富與所得分配的功能。然在全球化自由競爭經濟體系中，一國課徵高稅率將會助長資本與人才外移（用腳投票），不但達不到分配公平目的，反而極可能拖累經濟發展，故各國也不願獨自加稅。

　基於此，皮凱提建議各國政府聯合起來，協同一致課徵累進的全球資本稅，藉以發揮應有效果。問題在於此項建議是否可行？頗為令人質疑：一方面由於各國達成課徵資本稅協議，以及掌握課稅資訊的交易成本極高；另方面縱使能夠經由聯合行為達成協議，各國基於己身利益考量，也可能陽奉陰違，陷入「囚犯困局」，事前說好大家努力課稅，私下卻以減稅爭取投資資金，以致聯合課稅協議難以穩定持久執行。

　皮凱提加重課稅觀點雖然引起重視，但各國政府基於現實考慮卻無意實施，甚至背道而馳。美國總統川普上台，為期促進國內投資、加速經濟成長、創造就業機會、引導資金回流，揚言建立低稅負環境即為顯例。稅改初步規劃包括：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由現行10％至39.6％的七個稅率級距，簡化成10％、25％、30％三級稅率。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稅率將由35％降低至15％，並且改採屬地主義課稅；針對企業境外獲利匯回只徵收稅率10％的一次性「匯回稅」等。由於美國為全球領導者，稅改影響及租稅競爭所至，英、法、德等國極可能跟進，將會引領新一波全球減稅風潮。然而，如此針對經濟效率面的減稅考量，不免對本國及全球財富及所得分配帶來負面作用，也有債留子孫之虞。

　面對皮凱提諍言與川普稅改所存在的矛盾，亦即公平與效率的夾擊與對決，台灣實在左右為難，也正是稅改爭議所在。台灣近年來經濟成長減緩，勞動者薪資不增，資本家報酬猛增，分配不均情況頗為嚴峻；諷刺的是，由於租稅減免及稅基侵蝕嚴重，地下經濟猖狂，薪資成為課稅主流，形成分配不正義的對立狀況。在此背景下，2015年政府實施「回饋稅」（富人稅），主要將綜所稅最高稅率由40％提高至45％，兩稅合一之設算扣抵稅額由全額改成減半，目的在使有錢人多繳一點稅，卻造成綜所稅與營所稅率間、內外資稅負間差異過大現象，為了增進稅制公平，在經濟效率面付出代價，使得台灣面臨再一輪稅改困局。

　其實，台灣屬於小型開放的經濟體質，在全球化競爭格局中，對於資本與勞動雖無法課徵重稅，但應努力取消租稅減免項目，縮小地下經濟活動範圍，打破「高稅率、多減免」之惡性循環現象，合理降低稅率，以免對努力工作、誠實納稅者造成懲罰，藉以吸引人才與資本；並且透過社會福利、醫療保健、教育投資、人才培訓等政府支出，冀能照顧社會弱勢、提高薪資報酬、改善分配結構，如此在資本主義發揮效率與成長功能下，同時亦能紓解在公平面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