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7）六月下旬，政府組成台灣企業領袖訪美團，成員涵蓋石化、鋼鐵、電子資通訊、生技、機械、航太及工程等各產業，共有24家企業的高階代表參加，考察投資環境。另外，共有84家企業、140位代表，參加在華府登場的「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

　為此，媒體批評台灣企業投資意願低迷，政府卻大肆組團前往參加美國的招商大會，尤其是鴻海在美國威斯康辛州上百億美元的大手筆投資，對照國內低迷的投資，真是令人不解，可謂「矛盾之至」。不過，就經濟學原理而言，企業對外投資有其策略性考量，或取得原料，或連結市場，或取得技術；同時，企業對外投資，可望動帶母公司出口的增加，因此，赴美投資不必然對台灣不利。

　以下分析台灣企業領袖團赴美投資的正面意義：第一，透過投資，緩和美國川普總統的可能貿易制裁。以日本為例，日本對美國享有600多億美元順差，但也在美國投資了上千億美元，創造數十萬個工作機會，反之，墨西哥享有對美600多億美元順差，但對美投資只有數十億美元，加上美墨邊界的上百萬非法移民，自然成為美國貿易保護的頭號目標。因此，台灣對美國的投資及就業機會的創造，有助於降低美國的貿易制裁。

　第二，透過企業論壇、智庫論壇強化台美合作的連結。在企業論壇中，企業指出台灣的製造能力及其和美國企業的連結，是美國製造業重返美國的不可或缺夥伴，並有助於推升美國重量級企業如Apple、IBM、微軟、Google的國際競爭力。

　在智庫論壇中，學者指出，如果納入採購、服務業授權，美國對台灣的逆差可望大幅縮小，甚至可能為順差，同時，應將對美投資及貿易逆差併同考量才有意義。

　第三，組團考察有助擴大聲勢，爭取更好的投資條件。此次台灣組成僅次於中國大陸的第二大代表團，造成龐大聲勢，也吸引各州政府的矚目，紛紛要求前往投資，並提供優渥的誘因。當然，企業的投資有公司內部決策的考量，組團到落地投資仍有一段距離，而且多數企業也不會因為政府的組團而進行匆促投資的決策。

　第四，企業前往投資或取得低廉原物料的供應（如中油、台塑取得頁岩油的供應），或連結供應鏈（如華碩、宏碁等電子業），或接近市場（如台灣晶圓代工業者的主要市場為美國的IC設計業者），前往美國投資有利公司競爭力的提升及強化台灣的經濟競爭優勢。

　第五，連結美國新經濟的生態鏈。眾所皆知，這波美國成長動力在於人工智慧（AI）、巨量資料（Big data）、物聯網（IoT）、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等，美國乃上述領域的創新源頭。因此，前往美國投資，人才進駐，在人才、資金、技術、創投、創業生態系的連結，才有利於台灣連結美國新經濟，為下波的經濟成長注入嶄新動力。

　如同前述，政府組成大規模企業領袖團前往美國投資，有其政治、經濟考量，但如何和國內經濟連結，避免產業空洞化，則必須有以下的考量：

　第一，對美投資必須連結國內供應鏈。台灣在新經濟的領域上，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物聯網、共享經濟、金融科技上仍有相當機會，因為台灣在半導體、感應器（Sensor）、個人電腦上有優勢，結合軟硬體，透過軟體應用程式的開發、應用，仍可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如能搭配政府在專案計畫上的補助、支援，創意上的推動，以及跨部會的協調、服務業主管部會法規鬆綁及產業化的思維，將足以展現優勢，吸引更多國內外投資，同時，和美國投資的供應鏈、廠商連成一氣，將有機會透過投資，創造更多對美的貿易機會，並在新經濟領域上勝出。

　第二，國內投資環境改善，吸引投資。國內投資的低迷，才是國人對企業大舉海外投資的最大憂心。而缺水、電、土地、人才、資金等五缺，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勞動法規的缺乏彈性，更是重中之重，而這些問題和公務員的誘因，圖利他人不能除罪化致綁手綁腳，部會本位主義，以及服務業主管部會缺乏產業化的思維有關。因此，公務員誘因機制的調整、圖利公眾利益除罪化，才能鼓勵公務人員勇於任事。再者，行政院應建立跨部會的共同KPI，而非僅由政務委員以平行地位居中協調，才能確實解決水、電、土地、人才、資金的問題。同時，服務業主管部會賦予一定比例產業化的KPI，使其從過去被動，轉為主動協助廠商改善投資環境的作法，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而國內投資一旦增加，對外投資擴大海外通路，帶動國內出口，反而是競爭力的延伸，就不足為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