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全島大停電新聞佔滿媒體首頁的當天，打開訂閱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看到該國發展部長兼財政部第二部長黃循財宣示新加坡未來十年將大力投入重要基建，包括興建樟宜國際機場第五座航站大廈、大士TRUS巨型國際港口（現有港區已不敷使用）、興建星馬高速鐵路（吉隆坡－新加坡）與地鐵系統（柔佛新山－新加坡），藉由持續轉型打造更具競爭力的經濟，因應未來的挑戰。黃循財表示，「新加坡（在全球地圖）或許是個小紅點，但整個硬體建設發展計畫尚未完成，還沒有到極限。」
看到這則報導，感觸橫生。記得列為十大建設的桃園國際機場，早新加坡樟宜機場兩年完成；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期一度排名世界前三大貨櫃中心的高雄港，當時為新加坡學習目標。與一位八○年代陪同李光耀造訪中國大陸的新加坡媒體朋友談起，李光耀當時最佩服的國家就是台灣（新加坡遲至1990年方與中國建交，為東協最後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儘管國際間受到打壓－退出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中美斷交等多重危機，但是台灣卻能排除萬難，推動十大建設、以為經濟奇蹟奧援；並且於1980年設立的新竹科學園區，更奠定台灣產業轉型機遇。從當時「台灣的規劃看到未來，」李光耀對與陪同的媒體這麼說。
旋即李光耀就指派國家電視台製作亞洲四小龍專題，前來台灣訪問的新加坡電視台的製作人親口告知，「比較日、韓等國，台灣的文官人才最優秀、最具國際觀」。新加坡媒體當時採訪的對象包括負責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設計者前總統府資政李國鼎、理律事務所主持人陳長文、任職總統府的馬英九等多位先生。
過去四分一個世紀，新加坡的腳步未曾稍歇，台灣當年十大建設的重點，除了大煉鋼廠、核能發電廠外，新加坡幾乎全數複製，並且加以發揚光大。樟宜國際機場目前已經有三座航運大廈，第四座今年下半年完工啟用，第五座已經動工，乘客總量是桃園國際機場的1.45倍，多年來獲評為世界最佳機場之一。
當年為英軍修補基地的新加坡港，早已超越高雄港、成為世界最大貨櫃轉運中心。處理世界五分之一的貨櫃轉運量、全球6％的貨櫃吞吐量，共有200條航線，連結世界123國家地區超過600座港口，將地處馬六甲海峽的地理位置發揮淋漓盡致。
就在我國反杜邦、拜耳、國光投資聲浪中，國土只有新北市1/3的新加坡，花了三十年時間、完成填海建造的裕廊石化油氣煉油專區離島，集結全球著名石化大廠、包括台灣長春大連在內超過九十家進駐，總產值接近GDP的8％，除了金融、運輸服務等外，使其產業發展多元化（製造業產值與金融業產值均佔12～14％），增加GDP的同時，也提升對抗景氣循環的抗壓性。
1992年台灣人口1,800萬、新加坡人口300萬，當時兩國人均所得都在1萬2千美元。四分之一世紀後，台灣人口2,300萬，新加坡人口近600萬，後者人均所得已經超過5萬5千美元，為台灣的兩倍有餘。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城市國家之際，台灣已從亞洲四小龍之首，悄悄褪色。十五年間台灣所得停滯、青少年失業率12％、台灣平均薪資已經被中國大陸主要城市追趕上；更遑論二十餘年未曾稍歇的、力求精益求精的新加坡。
創造需求的生存之道
高度的危機感是新加坡政府立國以來，未曾間斷建立的國家共識。如何創造需求、槓桿國際資源，做區域經濟與世界市場的橋樑，是其立國之道。新加坡自知在地圖上只是「小紅點大」的城市國家，面對中國也務實的從點與城市國家的視野相對應：九○年代首先將新加坡造鎮經驗移植中國，以「蘇州工業園區」開啟與大陸的合作；2000年以天津為基地，與中國共建「天津生態城」。
以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為例，新加坡不以中國開發泰國克拉克地峽取代麻六甲為威脅，反而積極主動參與，視其為區域發展的市場機會。在國家主導的中英文媒體建立「一帶一路」華文、英文專網，作為大中華區、東協、新加坡、甚至美國市場的平台，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訊息。兩國去年簽訂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專案，構建以金融服務、航空產業、交通物流和資訊通信技術四個重點領域。新加坡緊抓「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的互聯互通，希冀成為「一帶一路」在東協的基建和金融中心。
今年四月，習近平訪新與李顯龍簽訂協約，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以及該國最大船務公司太平船務聯手，與廣西自治區北部灣港合作，打造「南向貿易走廊」。建構重慶－廣西北部灣－新加坡的陸海聯運；再由新加坡中轉歐美、中東和非洲等市場。通過輸出新加坡港務經營專業，建立廣西北部灣港貨櫃轉運業務，銜接中歐鐵路與東協各主要港口的互聯互通。去年九月中國大陸扣留新加坡裝甲運兵船，新加坡視為「國際商務法律事件」處理。
反觀台灣隨著民主政治發展、社會的開放，一向須靠國際市場的海島經濟，卻逐漸內化、排斥外資；以選票為權力來源的政黨政治，決策取向以政黨權力基礎為主要目標，再也看不見整體國家發展的需求。正如815大停電實係執政黨廢核能源政策未及考量替代能源所需時間以及相關配合的機制所導致，人為疏失為最後一根稻草，真正癥結是決策品質。
新加坡政府視經濟為生存命脈，對應台灣民主發展衍生的民粹主義－視政黨利益為首要考量，兩地國民所得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消長，也就再自然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