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報導，蔡總統認為經濟事務和環保、社福等議題，並不全然具有對立性，例如長照、醫療等服務；在未來，長照需求對於服務業的演變和發展很重要，因為它既有社會福利的性質，也是新興產業。小英總統進一步闡述：當政府決心拉抬社會服務業的工資時，還可以刺激和解決長年的低薪問題。

　時逢歲末年初，實質薪資已然倒退20年，民怨自是久久不退；尤有甚者，勞團反對一例一休的修法行動，正如潮水般四處溢散。從主計總處新近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當中更顯示非典型就業人數已經超過80萬人，約及於一般受薪者的一成。當小英總統說：將讓長照從業人員的薪資，不低於3.2萬元；衛福部旋即加碼，宣稱可以提增到每月4萬元的高薪資。

　小英以總統之尊有這樣的年節希望，既符合社會殷盼又能帶動兩黨歧見的融合。以國家力量和保險概念預支老年照護的消費，除了帶動該業的薪資外，更要思考如何能提高長照業的勞力素質與價值的深化，以及創匯和輸出能力。只是蔡總統充滿善意的發言，除了時機敏感之外；這樣明確的薪資金額，以及長照政策等於為公部門服務定調，其整體的衝擊影響與可行性，是否經過深思熟慮呢？首先，蔡總統於同場發表基本月薪逐步調整到3萬元；這個金額適巧呼應國民黨籍候選人，朱立倫先生於2016年的競選政見。正當一例一休的修法所引燃的戰火未歇，在這看似頗具高度的政策性談話背後，其原委與盤算格外引人好奇。

　其次，非典型就業者的定義，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僱用以及人力派遣等三大類項。盛行於日本經濟衰退之後的派遣業，早早在台灣被引進、推廣；即便在高捷暴動案當中，關於外勞管理的不法行事，讓美國國會注意到台灣的隱形常規，那就是侵犯勞動者的人權和生產價值。

　最後，日本的經驗顯示，非典型就業者即使長年付出數倍高的心力，也無法取得正職的機會。非典型就業者的薪資偏低，工時和工作場合更不確定；遑論是去取得訓練養成、公平機會，以及投入所學的職涯成就感。在本次的人力運用調查中，也發現非典型就業者並非全然出於意願；而是因為找不到全時或專職工作，才不得不屈就於此類安排。

　非典型就業人數持續升高，正反映出就業市場的惡化；究其實，仰賴派遣業的人力提供，顯示企業管理能量與經營積極性，都在下降。當兩黨政治走向民粹化和纏鬥不休時，如此的經商環境既留不住本國廠商，也吸引不了外來投資；終而，更用不上優質人才。台灣實質薪資的長年倒退，理所必然；在雞生蛋、蛋生雞的惡劣循環之下，終而淪為口號治國的病態現象。當蔡總統將長照人力薪資，視同產業比對的基準與正向刺激，藉此之舉，可以逐步提升國人薪資；但其思維背後的政策規劃與對現況的了解，恐怕還得做好傾聽探索和審慎評估的。

　有議論主張要依照公司法的精神，要求上市櫃企業組織薪酬委員會，好加強勞資對話與薪資透明度。考諸薪酬委員會的法源，只是有爪無牙的組合；與其虛張聲勢，還不如由政府建立企業清冊，並能透過稅籍資料與員工訪查，予以詳實追蹤。如此一來，方能明確勞資協商進度與效應，除了強化企業經營者的管理承擔；在未來，更應責成其做到人才養成和福禍共享的公允機制。

　關於起薪3萬元的公開許諾，相信小英總統不是基於推動長照的政治算計；而要讓社會掌握其政策思維與立論，在經濟議題與社會追求的優先順位上，建立起全民共識。

　然而勞資互動，如果從環保、公安的提升以及建立遵法機制；先有「良好企業」的決心與觀念，遠比直接談錢爭利，更具有包容性，也才能帶動轉型升級與員工參與改造的積極意願來。

　一起祝願，讓青年人找到人生志趣與理想的工作報酬；展望台海時局，未來一定要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