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財政面臨收入難以支應公共建設的困局，關鍵原因在於租稅負擔率長期偏低，以及受制於法定義務支出（例如社福、教科文、人事費等支出）所產生的排擠作用，造成財政結構僵化，必需仰賴特別預算舉債經營，反而成為常態。處此惡劣環境，若能有效藉用民間充沛資金，引導參與公共建設與服務，建立公私合作關係，創造投資與就業機會，改善超額儲蓄嚴重現象，紓解政府財政困局，提升經營與服務效率，或可達到民眾、政府、廠商「三贏」境界。

　其實，推動公私合作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方式有多種；例如財務自償性高的公共建設，民間較具投資誘因，可採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方式進行；不具財務自償性或是自償性不高者，則可採取「民間融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即 PFI方式，由民間籌資興建與營運，政府保證長期購買所提供的服務。然而PFI就如同BOT一樣，都不是萬靈丹，更不是「白吃的午餐」，故必須建立良好制度，慎重評估其可行性，提高資訊透明度，避免官商勾結、不當圖利財團等問題。

　民間融資提案（PFI）最早是在英國推動，自1992年開始引導民間機構參與各項公共建設投資。1993年設置「民間融資小組」專責機構，藉助民間資金，由民間成立特許公司，負責該計畫之籌資、興建、營運與管理；政府則提供長期採購契約，在營運期間按期支付費用，並以營運績效做為付款之依據，要求民間機構提供「物有（超）所值」的服務。

　英國的PFI制度，自1994年後，案件快速增加，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諸如道路、鐵路、環保、醫院、學校、住宅、社福、警消、通信設施等，也都能廣泛適用。近鄰日本，亦隨後仿效。目前我國政府正大力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包括社會住宅、長照設施與服務、環境保護與防污設施、文創園區等，民間若能經由PFI制度有效參與，將可大幅降低政府財政壓力。

　不容諱言，財務融通效果是政府推動PFI制度的核心。對比以往，以傳統政府採購方式推動公共投資，會因金額大、集中度高、不可分割性強等特性，造成政府支出的不穩定性，尤其是在建設期間，須經由舉債或課稅來融通，自然形成財政上極大壓力。

　然在PFI制度下，政府與民間訂定長期購買或承租契約，並將興建期間之財源籌措交由民間負責，政府只是在未來以稅收購買公共建設服務，不致因建設支出集中在施工期而大起大落，進而促使政府支出平穩化（smoothing），故可大幅紓解當前依賴舉債建設所產生的財務壓力，避免違反公共債務法對舉債上限管制的規範。

　此外，在PFI制度下的營運與維護，一般會較傳統政府採購更具經濟效率。傳統政府採購最令人詬病者，就是延期完工與追加預算；相對的，PFI制業者有誘因提前完工及提供品質好的服務，如此將能即早取得好的營收，完工延期與追加預算的現象將會獲得改善。且從整個公共建設的生命週期來看，由於重視服務與收費的密切配合，不像傳統方式著重建設卻疏於服務，管理不善現象普遍存在，以致蚊子館到處充斥。

　然而，PFI也非全無缺點。一般而言，PFI制下的民間舉債利率或利息成本，往往會較傳統政府採購之舉債成本為高；購買公共建設服務屬長期契約，會面臨較高的風險；且因公共建設在本質上具公共財、外部性及非自償性，要如何轉換成具有誘因吸引民間參與，在制度設計上恐要付出較高的交易成本（包括收集資訊、協商、訂約、監督等成本）。至於一旦產生經濟蕭條或金融危機，民間財務橫遭困難，所留爛攤子如何避免成為政府及全民負擔，在制度設計及執行上必須未雨綢繆。

　因此，為期有效推動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及服務，訂定專法以建構完整的PFI制度，實在有其必要性。若是訂立專法有其困難，退而求其次，則須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預算法及公共債務法等相關處，展開妥適的配合與規範。如此期待在良好制度之設計、監督、執行、考核基礎上，真正能夠達到物有（超）所值、紓解財政壓力、創造投資與就業機會的目的，切忌「橘逾淮為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