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處於創新不足、資源不夠分配的窘境中，因此保護主義與狂人政治交織出一觸即發的貿易戰。幾經協商，5月19日美、中聯合發表6點協議，除了雙方同意繼續就貿易問題進行高層次討論外，其餘5點協議圍繞在兩大訴求：美國要求中國給予更開放、透明、法制化、產權保護的投資環境，以及消減雙方巨額的貿易赤字。中國崛起對於長期領導世局的美國而言，以貿易制裁的威脅換取在科技或貨幣上的談判籌碼，仍是有效的，畢竟「市場」決定了市場經濟的規律，忽略市場的力量終究被市場淘汰。

　全球化的損益表出現了詭譎的變化，國家之間的損益在多年貿易自由化之下出現急劇惡化的走勢，目前正面臨保護主義的修正。另一方面，國家內部的損益失衡激化的社會與階級對立，要靠什麼來修正呢？看來短期無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Samuelson早在1941年就提出對全球化的警告，他認為全球化會導致經濟困境。全球化在二戰後六十年間的確為世人帶來了榮景，但Samuelson所預言的困境在資訊網路的推波助瀾下一語成讖；他認為在全球化發展中受損的一方應該被受益一方所補償，很遺憾的，這個重分配並未真實發生。

　國際間貿易爭端持續發酵，是好是壞尚在未定之天。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這個發展已經悖離個人的智商與勤奮，因此，制度與政府成為主要任人發洩情緒的對象，最近義大利選舉與組閣困境，與各民主國家當前的處境如出一轍。無奈，民主國家偏向兩極化的民粹光譜，正是導致政府與制度失靈的關鍵，恐怕無助改變經濟現實。

　根據美國的統計，與中國進行貿易造成了美國喪失了20％製造業的工作機會，這些失業者僅能從公共支持系統中獲得薪資十分之一的補貼，而那些美中貿易敗下陣去的美國企業與被企業衰退所拖累的城市，要重返榮景豈是易事？川普總統大動作地要修正美國製造業失落的數十年，一年近四千億美金貿易逆差的中國首當其衝，把農業、製造業與服務業全拉上了談判桌，我打你的高科技，你就拿我農業的大票倉開刀；涉及資訊與國家安全的次世代通訊架構，中興與華為成為美中博弈的主要籌碼，若不把自家利益盤算進去（伊凡卡事業在中國的一帆風順），川普的狂人姿態似乎在貿易頹勢中發揮了一點效用。告別5月、迎向6月的美中貿易談判，再度將中興推上舞台的中心，問題是，項莊舞劍的真正意圖何在，恐怕不是個別案例的籌碼交換，而是一盤更大的全球產業佈局。

　在一片失望中，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成員國、日本和台灣鋼鋁在5月底均未獲美國延長暫時關稅豁免期。25％鋼稅與10％鋁稅在激烈競爭的薄利時代，代表著產品能否出口至美國市場還有利可圖。此外，未被關稅掃到的經濟體南韓、阿根廷、澳洲與巴西，則被美國以配額或數量限制樹立了進入美國市場的貿易障礙，根據國際貿易理論，此一貿易障礙對被規範的出口國衝擊更大。不禁讓人想到當年美國給日本小汽車創新了一個貿易障礙：自願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人家老美可沒有給你配額或其他進口數量的限制，而是你小日本甘心情願地採取平衡貿易逆差的自我限制（如豐田一年7,700輛），結果呢？日本小汽車在美國市場一發不可收拾的蓬勃發展，讓當時自以為是的制度創新灰頭土臉，卻也開啟了日本汽車工業在美國大舉投資的一頁。

　美國可以其龐大的市場與強勢的政策，運用貿易政策改變投資美國產業與經濟的框架與內涵，台灣有什麼籌碼呢？外資對台直接投資近3年每季都在低於10億美元的低迷狀態，台灣的國際投資礙於投資環境與投資法規未能與時俱進，包含僑外資來台投資都持續衰退，陸資的急劇萎縮就不在話下了，投資指標未來在世界各項排名中還會持續下滑。台灣投資環境五缺未解，台灣的國際地位受制於兩岸關係的低迷，除了參與國際經貿組織不順利外，缺乏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支撐，台灣出口產品動輒在關稅上處於劣勢地位，第六缺導致引進投資的障礙不辯自明，兩岸困境導致的結構性競爭力下滑在意料之中。無奈，國際貿易專家的警示均如狗吠火車，未能改變台灣引進投資和國際貿易的軌道。

　投資與貿易相互牽動的國際變化瞬息萬變，貿易障礙在全球化的逆風中日益高築，對台灣廠商而言，欲經略國際市場的門檻也日益被墊高。除了工總多年呼籲的五缺之外，缺乏國際貿易的強大後盾，台灣廠商雖然舉步維艱，總還能走出自己的路，但產業與社會發展的悖離，亟需台灣全體積極採取行動、力挽狂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