菸品具有許多不好的特性，不但會使人上癮成性，影響自己健康，也會因消費上具負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影響別人健康，故而被稱為劣價財（demerit goods）、罪惡財（sin goods）、上癮財（addiction goods）。由於吸菸具可苛責性，應該「寓禁於徵」；各國政府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對菸品課徵菸稅，以期達到以價制量、矯正外部性、取得財政收入、降低對醫療資源排擠等目的。

　寄望菸品稅捐發揮以價制量功能，關鍵在於需求價格彈性的大小：綜合以往文獻發現，國內整體吸菸者約在-0.5到-0.8，青少年約為-1.2。若是菸品稅捐提高，使得菸價上升超過吸菸者所能容忍的門檻，其行為反應就會促使以價制量效果變得更大（尤其以對青少年及低所得者為然）。雖然目前國內菸品稅捐（包括菸稅、菸品健康福利捐、營業稅、關稅在內）已接近零售價的60％，但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的70％相比，仍屬偏低狀況，代表還有加稅空間。至於稅率提高會誘發走私，就必須提高查緝率及罰則來嚇阻，避免劣質菸更加危害國民健康。

　台灣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將菸酒專賣改成菸酒稅制；同年也開徵菸品健康福利捐（簡稱菸捐）。對菸品課徵菸稅或菸捐，具有類似的經濟效果，尤其在以價制量、寓禁於徵上，但是收入支用方式則大異其趣。菸稅採「統收統支」，收入進入國庫後統籌運用，用來融通一般性支出，並不指定用途，故在資源配置上相對較具效率。菸捐則「專款專用」，收入用途由法令明定，不會遭到其他支出項目排擠，具有獨立性與專屬性，卻易於形成本位主義，助長支出結構僵化；且若經費使用缺乏透明性與監督機制，可能淪為主管單位的小金庫，將大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

　回顧菸捐與菸稅的課徵，以普遍消費的紙菸為例，菸捐從2002年的250元/千支，提高至2006年的500元/千支，再提高至2009年的1,000元/千支；至於菸稅，自2002年以來，均為590元/千支。故而在2010年之後，菸捐收入每年高達350億元，遠遠超過菸稅約200億元，嚴重扭曲正常財稅體制，造成喧賓奪主怪象。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4條第4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 第4條 ）規定，菸捐收入50％作為全民健保之安全準備；此一比率在2007年曾高達90％，2009年降至70％，2015年再降至目前的50％。由於直接可歸因於吸菸的健保醫療支出只約占7％，對健保資源排擠效果有限，卻要以超高比率支應健保基金，一直令許多人質疑；何況，自2013年起實施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制度，健保已有專屬財源，又何須拿菸捐收入「錦上添花」呢！反觀菸捐收入用於菸害防制及私劣菸查緝、防制稅捐逃漏的比率卻微不足道，所剩財源也易於成為利益團體爭相搶食的肉桶。菸捐收入在用途及分配上，若是缺乏客觀的立論基礎，無法兼顧社會效益與分配正義，就應大幅縮小菸捐規模，甚至將其收入完全回歸正常稅制；至於菸害防制等用途支出，則應透過正規預算編列及審議程序，增進經費運用效率，以期合乎國際慣例。

　過往菸稅與菸捐在財政上的角色還算涇渭分明，然自2017年元月立法院修正通過長期照顧服務法（ 第15 條），增訂並調高遺產稅、贈與稅、菸稅的稅率後，就將其稅收作為特種基金特定財源。其中菸稅由590元/千支提高至1,590元/千支，已於2017年6月12日上路。撇開長照財源需求與吸菸是否具有密切關係，以及吸菸難救長照的質疑不談，僅就此種財務規劃言，完全模糊「稅」與「捐」的分際與分工原則，實在有欠妥當。

　然而此種將稅收指定用途的立法，近年來有日趨浮濫現象，例如：在所得稅法 （第125條之2）中之房地合一稅制，將其收入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11條）中，將金融業營業稅專屬本業稅率2％以內之稅款及非專屬本業營業稅稅款，指定用途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國民年金法（第47條）中，調增營業稅徵收率1％，作為國民年金財源。在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24條）中，將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收用於社會福利支出。凡此種種，嚴重破壞「稅」應「統收統支」與「捐」應「專款專用」的分際，政府當應深切檢討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