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美國川普總統攪動國際一池春水，點名中國、土耳其、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發動貿易戰與貨幣戰。雖然一個打三個，但目前看來仍行有餘力；美元獨強，其餘各國貨幣則大貶。台灣倚賴大量國際貿易維生，匯率波動對貿易商影響至為深遠。在匯率大幅波動的時代，貿易商共同面臨的問題無疑是，匯率損失究竟該由誰來負擔？

　舉例而言，台灣廠商出口產品，且雙方約定貨款為人民幣1千萬元，並訂於9月1日交貨且付款。倘若買賣雙方如期交貨付款，則本無爭議。但假設廠商如期出貨，但買方卻遲至3個月後才勉強付款，屆時若人民幣因匯率變動而重貶10％，則賣方廠商可否主張因買方遲延付款所導致的匯率變動損害，進而請求損害賠償？

　台灣既為國際貿易大國，對這類匯率風險而衍生的糾紛，其實並不罕見。但有趣的是，台灣民事法院對此等爭議，見解卻相當分歧。曾有法院案例認為，如果錯誤假扣押他人外幣帳戶，使得他人美金存款無法兌換其他幣別，這段期間的匯率損失，是民法上所謂的損害而可以求償。相反者，最高法院則有案例，認為在給付遲延案例中，雖然遇到貨幣大幅貶值的情況，但匯率變動本為外匯市場常見之事實，應為貿易商所得預見，而不得以匯率變動主張損失。

　就邏輯上而言，「貨幣」的市場價值是相對的。就前述假設案例而言，人民幣1千萬元有可能同時對美元貶值但是對新台幣增值（假設台幣貶值更嚴重）。倘若如此，可否以A貨幣對B貨幣貶值（但有可能相對於C、D、E、F貨幣升值），而主張損害賠償，的確令人三思。其次，若認為貨幣貶值應屬損害賠償的範圍，則難道貨幣升值的情況下，付款人還可以請求給付金額扣減？這樣的交易模式，不僅徒增困擾，更可能與特種貨幣給付的債務本旨不符。

　而就法律上而言，一個冷僻的法律條文 -- 民法第202條，其實已經對外國貨幣應如何給付，定有相關規定：如果雙方約定以外國貨幣為交易價金（例如約定美金交易），則只有「付款人」（債務人）有權選擇改以新台幣給付，但「收款人」（債權人）無權要求以新台幣或其他種類貨幣收款。在這樣的規定意旨之下，如果雙方約定特定貨幣為交易價金，則只要付款人給付該等貨幣而銀貨兩訖，就無需討論該貨幣相對於其他貨幣或新台幣的匯兌價值，更沒有討論所謂「匯損」的餘地。

　讀者或許心生疑惑，倘若在付款人遲延付款的情況下，他又可以無需負擔匯率變動的損害賠償，對收款人豈非毫無保障？也不盡然。在遲延付款的情況下，依民法233條與203條之規定，無論什麼樣的貨幣種類，遲延給付者至少要負擔5％年利率的法定利息損害賠償，在現在的微利時代，5％的年利率利息賠償，其實已不無小補。如果可以證明有其他資金運用的既定計畫，則另外可以請求賠償。

　換言之，貨幣未能如期給付，因而喪失對該貨幣運用或孳息的利益（包括兌換為其他貨幣或購買資產的機會損失），原則上將以5％年利率的法定利息賠償所填補。但如果可以證明有其他既定具體的資金運用計畫，而損失超過該5％法定利率的部分，收款人當然還是有求償空間。只是，不能單純以數學上計算匯率的差異，就逕行向付款人主張空泛的「匯損」。

　如果對匯率損失的風險有所考量，其實國際貿易的雙方，應該要明確的在雙方交易條件中，約定可能的匯率損失風險歸屬，以避免未來無謂的糾紛。但較令人意外的是，台灣雖是國際貿易大國，但以筆者長年執業經驗，卻少見台灣廠商在國際貿易契約中明確約定匯損風險條款。或許在貨幣戰爭山雨欲來之際，匯率風險應如何在契約中預先安排，值得台灣企業審慎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