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有為的當政者，經常希望推動改革，實現抱負、打造樂土，然而往往事與願違，改革反造成了巨大的、甚至足以亡國的災難，在歷史上，至少有兩段改革直接或間接造成整個朝代的殞落，值得後人反思。

　首先是王莽推動的改革，他欲回復周朝的制度，包括屢次更改幣制、官制與官名，這種作法是高度價值取向、但卻妨礙生產力；另外，為了改變土地為豪強兼併的情況，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規定依人口分配土地，一家男口不滿8口而田過900畝，需將多餘的土地分給九族、並禁止買賣，豪強當然反對這項制度，但人口數不多的家室也被迫分田、但為數眾多的貧戶，未必全部都能分到有限的田地，更遑論官府聯手豪強陽奉陰違，使得這項改革幾年就叫停，這種政策又是一項只以價值為依歸，卻忽略具體操作的貫徹可能、同時也無法讓目標受益對象有獲得感，自然失敗。

　王莽還以人道立場推動了禁止買賣奴隸，但並未廢除奴隸制，剝奪一些極窮苦人家的最後的賣身機會，只能流入黑市買賣，境遇更慘，依舊是以價值為依歸，忽視政策受眾可能行為帶來的影響。王莽在眾多方面的改革，總和起來，產生了一個效果，就是不論貴族巨室、平民百姓、底層貧民、百工各業，全都不滿他的政策，造成全民俱反的態勢，王朝快速終結是可想見的。

　至於被宋神宗重用的王安石，君臣兩人都想扭轉積弱局面，王安石更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以梳理政府財政及軍事整頓為主的改革，雖然一定程度達到了目的，然而許多望重士林的官員，包括司馬光、文彥博、歐陽修及蘇軾等人對時局及改革方向都持不同的看法，王安石的支持者及新政主要執行者又有多位品德爭議。不同政見逐漸演變成意氣之爭，雙方陣營後繼者更演變成新舊黨爭，排除異己、傾軋撕裂北宋政局，整個朝局捲入無止境的權力鬥爭，政務延宕。間接造成北宋的覆滅。

　王莽與王安石的改革，最終造成災難，至少與以下三項有關。首先，改革能否達成預期的目的，部分取決於受政策影響者的理性反應是否會讓政策失效，王莽禁止奴隸買賣造成底層蜉民只能委身黑市買賣、或是從眾造反；王安石的青苗法原先希望讓農民在播種時可以獲得低利貸款、收成時還回，結果卻變成部分中層官員為顯示績效而強放強貸、甚至抬高貸款利息以私飽息差，怨聲四起。循此，組織進行改革時，必須換位到受影響者的角度，推演其可能反應是否會阻礙改革的推動、並設法抑制或有之阻礙，不能一廂情願地認定政策一出，各方都會風行草偃配合政策。

　其次，改革若是立基於泛價值觀、甚至是一己執念時，若未能考慮到改革對生產力的影響，如同王莽屢次更改幣制、官制與官名，造成社會經濟混亂，民眾怨聲載道，自然累積成為隨時可以爆發、足以癱毀組織的暗流。尤其是當權者是基於特定價值觀推動改革時，往往會將自己置於道德高位，更可能忽視這種作用。循此，組織當高階管理者務必反思所謂的改革若是僅出於一己執念，又妨礙生產力，就可能造成此一後果。

　最後，輕忽反對力量，不論是將其輕易打成「既得利益者」、或是棄視其立場意見、或是漠視其階級組成規模，都可能讓改革面對極大的反對力量，王莽的諸項改革造成幾乎全民皆反、王安石的改革成為黨爭導火線。特別是在改革者自居道德高位時，更容易忽視或醜化反對者，進而釀成災難。循此，組織當權者面對可能的反對力量，應籌謀如何既能守住改革底線、又能緩和反對力量，而非逞一己之念輕易造成對立撕裂。

　改革者若能領會以上三項，必能更謹慎地推動改革，不讓改革成為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