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0年筆者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邀請，當該校經濟系的教授。從1962年到1970年筆者在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Thomas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研究中心工作，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學理論與實用的研究，與該公司的業務沒有直接關係。我在IBM工作十分愉快，發表了好幾篇重要的經濟學論文。本來不預備離開，但是覺得在任何商業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沒有在一所大學自由。還有，在商業機構工作的內容可能隨著公司的政策改變而改變，因此便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的邀請，從1970年的秋季開始到該校的經濟系當教授。

　在普林斯頓生活的樂趣包括天時，地利與人和三方面。我對普林斯頓的氣候十分滿意，當然，普林斯頓的氣候沒有加州的好，但是自從筆者在1948年從中國廣州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大學二年級，1951年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研究院。1955年拿得博士學位以後到波士頓的MIT當助理教授，1959年回到康乃爾大學當副教授，1962年在IBM Research Center（位在紐約城之北，距離紐約城約35英里）工作以後，所住地方的氣候都比普林斯頓的冷。對我來說，溫暖的氣候是普林斯頓天時的優點。

　談到地利，普林斯頓有不少良好的住宅區，我在1970年接受普大的邀請以後，便立刻買了一塊地，在有樹林的地區，與學校的距離約有3英里，讓我可以每天騎自行車往學校工作。我在這塊地建築了一所房子，房子是二哥鄒至毅設計的。二哥是一位著名的建築師，1940年代初期到美國留學，曾與美國最著名的建築師學習，包括建築師Frank Lloyd Wright 與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946年回國，在廣州工作。1952年二哥和他的家人遷移到美國居住，我幸得請了他設計我們在普林斯頓的房子。房子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室內游泳池，因為我最愛游泳。1972年房子蓋好以後，我每天的運動包括在吃早飯以前打太極拳，和吃早飯以後作另外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包括游泳，打網球和打高爾夫球。後兩種需要在天晴時才能打，但是不論天氣如何的懷，我總可以在家裡游泳。

普林斯頓的地利還有一點，是普城離Newark 飛機場不遠，開汽車約50分鐘可達。從Newark飛機場，有聯合航空公司的飛機直飛至北京，上海和香港，為筆者往此三地訪問是十分方便的。

談到人和，我和內子Paula幸在普城交了不少朋友。從1974年開始，Paula 創辦了普大的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同時當了該中心的主任。在普城認識她的人比認識我的人多，有不少在普城住的人認識我因為我是Paula的丈夫。有一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遇見另一位訪問學者，這位學者問我是從那裡來的，我說是從美國普林斯頓來的。他繼續問，「你認識Paula Chow嗎？」可見Paula 社交的範圍比我廣。我們在普城認識不少朋友，有機會向他們學習，和他們交換意見。認識普大在經濟系以外工作的教授使我有機會學習經濟學以外的知識，和瞭解經濟學以外的思維。

自從1970年般到普林斯頓居住以後，我常有機會到外國訪問，與在該國的學者交流。在1970年代筆者研究動態經濟學，舉辦了不少討有關動態經濟學的討論會，請了美國和歐洲同行的學者來參加，發表論文和互相交換意見。在1980年以後，筆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興趣，每年往中國訪問，和中國的經濟學者交流。從1985年至1996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舉辦了經濟學講學班，每班共50人。從1988年至1993年在上海復旦大學也舉辦了同樣的經濟學講學班。因為需用美元的經費是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這兩個講學班被稱為「福特班」。 福特班在北京舉辦了10年和在上海舉辦了5年，受福特班培訓同學的人數約等於（10+5）×50=750的同學。他們是中國教育部從中國重點大學選拔最優秀的研究生，大半是學習理工的研究生，因為當時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還是非常落後。今天這些同學，不論在中國，美國或世界其他地區工作，都是社會的傑出份子。

總結本文的內容，從1970年開始筆者有幸在普林斯頓度過愉快的生活，還有機會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盡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