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變革往往會面對異議，如果異議者群體頗具份量，變革推動者如何因應，將影響異議者的回應方式，進而深刻影響能否順利推動變革、以及組織後續發展。審視歷史上的重大變革，變革主持者因應異議的方式，各有其道，從擇善順應、積極說服、強力壓制、到貼標籤、妖魔化，這些作法，或者是必須的、或者是值得的、或者是錯誤的，也都造成了不同結果，值得當世細嚼體會。

　春秋時期鄭國子產執政期間，改革內政，首先整頓田地房屋，劃定貴族的土地疆界，親近及表揚忠誠儉樸的卿大夫，同時懲罰對驕傲奢侈的貴族；又將農戶重新編制，對私田按畝課稅；接著對享有特權的貴族課徵軍賦，引起貴族更強的反彈。在改革剛開始時，鄉人埋怨地傳唱著「誰要殺子產，將要去幫忙」，過了三年，鄉人感謝子產教誨子弟、使田地增產，改而傳唱「萬一子產逝世，誰來接替他呢？」；之後子產更將原先由貴族完全掌握解釋及宣判權的刑法鑄在鼎上公之於眾，讓民眾可資議論，限制了貴族特權。當時的鄉校是百姓聚集議論時政的地方，有人勸子產關掉鄉校，子產卻認為如果民眾異議是對的，就應該聽從。子產的變革雖然剛猛，對貴族的異議強力彈壓、但對民眾異議卻願擇善順應。

　戰國趙武靈王為增強戰力推動胡服騎射，衝擊當時認定蠻夷為化外之地的觀念，他很清楚要建立超越世俗的功業，勢必要背離習俗，習俗自然會成為異議的一方，對從心腹老臣、宗室貴族、到核心重臣的異議者，他逐個說服，讓趙國上下誠心認同，在數年間疆域大幅擴張、由弱變強。

　再看強力壓制的事例。明朝張居正推行的變革如考成法、清田畝、一條鞭分別觸動了行政官僚、地方豪強、及貪官汙吏等多領域積弊極重的深層結構，引起這些群體的不滿，加上張居正為推行新政，於父喪時未遵守禮制回鄉守孝三年，遭清流人士群起攻擊。面對龍蛇一窩的反對聲浪，身兼帝師及首輔、並與太后及首領內官結成聯盟的張居正，以極強權勢進行壓制，雖然得以貫徹新政，但也種下自身死後立刻遭到反彈清算的禍根，新政人亡政息，短暫改革也只能為明朝多續短暫數十年命而已。面對積重難起的結構性積弊，張居正只能夠強力壓制，他的權勢強大到可以這麼做，但個人身家也要付出代價，得失之間，取決於價值信念。

　最後看宋神宗時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及其衍生出的黨爭，變法內容確實切中積年沉痾、也引發諸多負面影響、但終還是有富國強兵的效果，然而這些效果很快在敵對相向的貼標籤、妖魔化過程中消退。王安石將同朝為臣、反對變法、包括司馬光在內的的眾鴻學碩儒視為「流俗」，雖為標籤，但僅表明道不同，他也忽視受新政所害、來京上訪的農民的訴求。之後王安石退位、神宗過世，哲宗繼位年號元祐，高太后垂簾聽政，反變法派得勢、將變法派之重要人物斥為「三奸」；哲宗親政後，變法派居上風，對反變法派進行報復、訂為「元祐奸黨」，並追貶已逝的司馬光，至此雙方已是將異議妖魔化，以致水火不容、兩造俱損，終至北宋滅亡。

　以上事例表明，變革推動者若自認所為是進步超越世俗之事，堅定執行是必要的，但更應如子產傾聽民意、擇善順應，也需要有趙武靈王的耐心、對重要異議人士逐個說服，才能成功。在推動過程中，若對異議施以強力壓制，雖然可以奏效，但可能如張居正般人亡政息；最應忌諱就是如同北宋末年的變法，先將異議視若無睹、再將異議惡魔化。今昔對照，若是變革推動者習慣隱身重重護衛之後、怯於直面異議、傾聽說服，再將異議者稱為「既得利益者」、或是「不夠進步」，如此變革豈能成功？